几年前在西阴村摸索出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记载法”，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自此，殷墟发掘逐渐形成了由点到线到面再到整体的方法，并为中国各地遗址考察树立了典范。
李济也非常强调测绘的重要性，于是，地质调查所派出王庆昌和裴文中来到安阳。两个年轻人都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这次绘制的地图比第一次发掘时进步了许多。
王庆昌还首创性地用线条来表示深度，为日后殷墟的测绘提供了参照。
二十五岁的裴文中这一次只能给王庆昌做助手。不过，离开安阳几个月后，他将在周口店发掘出第一个“北京人”的头骨，从此扬名世界。
第一次发掘时，董作宾发现了人类的头骨，但他觉得考古队冒犯了死者，于是把它们重新掩埋起来。
在李济眼中，这些头骨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他的老师虎藤（E.A.Hooton）就要求学生必须深入了解人类骨骼的特性，能够根据碎骨片做出判断。一九二一年夏天，李济曾帮助虎藤清理过五百个埃及人头骨，与它们朝夕相处，每天洗刷，整理。而殷墟中的遗骸，复活了他那段久违的记忆。
大师就是大师，李济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姿态，乐于和其他学科的专家合作研究。一九二九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李毅，就应邀对殷墟出土的白陶、硬陶和灰陶标本进行了化学成分的实验分析。
两年后，英国皇家科学工业学院的哈罗德教授收到了李济寄出的四件铜器标本，并进行了检验。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和德日进则应李济之邀，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鉴定出二十四种动物，最令人惊讶的是，殷墟甚至有鲸、象、貘的遗骨，由此可见，虽然末代都城地处内陆，殷商王朝其实与南方沿海地区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往来。
毫无疑问，殷墟考古更加奠定了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的地位。
董作宾亦是殷墟考古自始至终的核心人物，他直接参与、主持的发掘就有八次。而作为甲骨文研究的著名专家、“甲骨四堂”之一，他最大的成就当然体现在其甲骨学研究上。
董作宾最值得敬仰的研究成果当属《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及《殷历谱》。前者完成于殷墟发掘期间（1933年），提出甲骨断代研究的十项标准，把甲骨分为五期。从此甲骨学研究有了精准的年代学依据。
这样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就是科学考古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