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界，梁思永有个绰号叫“拼命三郎”。对于中国的考古事业，他是拼了命的。一九三一年春刚结婚三个月，梁思永即参加在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之后便总是出现在考古现场。
他的女儿梁柏有曾撰文说：“他在野外工作中和工人们一起挖掘，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有时需要卷起裤腿在水中泡上几个小时，为了工作不受雨季影响，有时还要挑灯夜战，吃饭也无定时，工作紧张使他无法离开工地，只得啃点白馒头，喝几口凉水算作一顿饭，但他还是干劲实足。”
在艰苦条件下如此拼命工作，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一九三二年春，梁思永刚二十八岁就患上了烈性肋膜炎，因此卧病两年。医生从他的肺中抽出了四瓶如啤酒颜色的积水。
这使他他错过了第六次到第九次的发掘。毫无疑问，这是殷墟发掘中的重大损失，毕竟他是唯一一个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才。
一九三四年春，他的身体刚有所恢复，便着手完成热河调查报告。从同年秋季开始，梁思永主持了第十、十一、十二、十四次殷墟发掘。
期间最重要的收获是对殷墟王陵区的大规模发掘，确认了殷墟王陵的存在，这对研究殷墟布局及早期王陵制度提供了珍贵材料。
陈星灿说：“梁思永为中国考古学注入新的方法，奠定了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基础，树立了考古发掘报告的写作典范。他是殷墟早期的发掘者之一，是商文明的重要发现者。他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
李济说：“梁思永先生，中国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全部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发掘，可以说一直是在战乱中努力坚持，然而终于还是因战争而中断。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央史语所”对殷墟发掘一共进行了十五次，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一至五次。
第六次发掘：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五月三十一日由李济主持，发掘地点有小屯、高井台子、王裕口北地。
小屯发掘共开探坑八十二个发掘面积约九百平方米。参加发掘的有董作宾、刘屿霞、石璋如、李光宇等。发现一处面积为30*10的版筑基址，上有三座门及排列整齐的柱础石，学者们断定为宫殿遗迹。
高井台子位于侯家庄西北，洹河之滨。发掘者吴金鼎、王湘，共开探坑三十三个，发掘面积约三百平方米，在这里又一次发现殷代、龙山、仰韶文化层叠压的现象。
李济、吴金鼎在王裕口北地发掘，开探坑九个，发掘面积约一百一十六平方米，发现殷代墓葬及窖穴等。
第七次发掘：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十二月十五日，主要在小屯村北的A、B、C、D四区工作，由李济主持，参加发掘的有董作宾、石璋如、李光宇。共开探坑一百七十三个，面积为一千六百余平方米。发掘多座版筑基址，形状有矩形、凹形、条形等，上排列有整齐的柱础，还有窖穴、房子、墓葬等（16座）。
说明小屯北地确为殷代宗庙宫殿所在。窖穴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如坑E161出土成层鹿角，坑E181出土五千八百零一件珍贵文物，还发现甲骨文二十九件，墨书白陶残片一件，上有毛笔书写的“祀”字。
第八次发掘：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十二月十五日，以董作宾挚友身份参加殷墟第一次发掘的郭宝钧，后来“半路出家”，从河南省教育厅转入中研院史语所。因为没有相关专业的知识背景，他边干边学，主持了主持了这一次发掘。地点在小屯、四盘磨、后冈。共开探坑一百三十六个，面积约三百平方米，发现两处版筑基址，基址上除石础外，还有铜础十个，龙山窖穴四个，殷代灰坑一个，隋墓九座，出土了甲骨文二百九十七片，以及殷代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
四盘磨发掘由李光宇负责，开探坑二个，计二十平方米，发现殷代小墓一座。
后冈发掘由刘耀、石璋如、李景聃、尹焕章负责。共开探坑五十七个，发掘面积约三百平米。除继续发掘夯土围墙外，还发现了一座两个墓道的殷代大墓、殷代小墓两座。大墓四隅发现殉葬人头二十八个，此乃首次发现殷代殉人遗迹。
第九次发掘：一九三四年三月九日—四月一日，由董作斌主持，参加发掘的有刘耀、石璋如、李景聃、祁延霈、尹焕章。地点在小屯村北、侯家庄南地、后冈、武官村南霸台。共开探坑二十八个，面积约三百多平方米。发现版筑基址、灰坑、灶各一座，隋墓四座、甲骨片四百四十一片及其它文物。
在小屯发掘之际，侯家庄村民在村南地盗掘出甲骨文，董作斌得知后当即停止小屯发掘，全体工作人员调往侯家庄南地发掘。共开探沟一百二十个，面积一千二百七十一平方米，发现夯土基址两处，窖穴十五个，墓葬十九座。出土甲骨文、铜、陶、玉石器等。其中以大龟7版为最重要发现。
自此出土甲骨文地点自小屯、后冈外，又增一处侯家庄南地。后冈发掘继续发掘龙山时期的夯土围墙和殷代大墓。结果找清了龙山围墙分布范围及其大小，特别是后冈大墓的发现，启示学者们去寻找殷王陵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