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帕尔曼第三次来华的音乐会上偶遇后，我和陈金芳并没有马上建立起联系来。原因很简单，我本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意志消沉。我离婚了。
离婚的责任当然在我，对于这一点，我从不讳言。经过多年的自我培养，我终于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混子。大学凑合着毕业以后，我父母最后对我尽了一次心，把我塞进了一家旱涝保收的国家单位，但只干了一年多，我就辞了职。打着“献身艺术”的旗号，我一边写着电影评论，一边做起了小剧场戏剧策划。在文化产业虚假繁荣的大背景下，我的几个创意还真被搬上了舞台，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更要命的是，我跟几个编剧导演合股创办的那家皮包公司转眼就真的只剩了一只皮包，包里装着几部胎死腹中的剧本，此外还有一把欠条和两张法院传票。吃完散伙饭，我回到家，醉眼蒙眬地问我老婆茉莉：
“你在那个外企到底混得怎么样？”
结婚以后，这是我第一次打听她的收入，听到的数字差点儿把我鼻子气歪了——早知道守着这么个金矿，我还出去瞎折腾什么呀。进而，我潇洒地宣布：
“那我可开始吃软饭了啊。”
茉莉真是个侠骨柔肠的好姑娘。当初要跟我结婚的时候，她们家人就不同意，可她被猪油蒙了心，愣是谎称怀孕跟我把证儿领了。我辞职“搞文化”那阵，整天跟她云山雾罩地吹牛，而她却从来没跟我说过她早已经被提到了高级职员的位置。这是在照顾我那脆弱的自尊心呢。再后来，我连自尊都不要了，索性赖在家里吃她的喝她的，她也没表示过什么怨言。
“你这个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不催人奋进了。”我曾经厚颜无耻地这样评价她。
她给我的回答则是：“那你呢，如果说还剩一个优点的话，那就是特别惹人心疼。”
我一想，她说得还真对。在我们那不长的婚姻生活中，她一直充当着半个老婆半个妈的角色，从身体到心灵全方位地呵护着我。不过人的忍耐能力终究是有限度的，有一天，她犹豫地告诉我，那家跨国公司把她送进了美国的商学院，毕业之后将转到洛杉矶去工作。
我叹了口气，对她说：“那我就不拖你的后腿了。”
茉莉哭了，执意把存款都留给我。她的钱我本来没脸再要了，可她却说：“如果你不要，那就是你甩了我而不是我甩了你了。我是女的，我更需要自尊。”
我只好顺坡下驴：“嗯，那我就让你甩一次吧。”
我那早已像破抹布一样的自尊，居然卖出了如此丰厚的“包圆价”。离婚的事宜处理得非常快，我把茉莉送到机场，心平气和地勉励她：“祖国人民盼着你争光呢。”而把这事儿通知我父母后，他们的态度居然是基于恨铁不成钢的幸灾乐祸。
“活该，”我父亲痛快地说，“谁跟你过谁受罪，我坚决支持茉莉休了你。要搁三十年前，我还到居委会把你当盲流举报了呢。”
然后他们就把海南的房子装修好，到那边老有所乐去了。所幸，在一片众叛亲离中，和我臭味相投的大学同学b哥收留了我，将我聘为他控股的一份画报的“文化版副主任”。凭借这个施舍来的闲职和前老婆留下的积蓄，我的生计总算有了着落，而因为无人约束，我索性过上了昼夜颠倒的放纵生活。那一阵子，我成了好几个糜烂圈子里的“常委”，哪怕不是圈儿内的饭局，只要能拐弯抹角扯上点儿关系我也踊跃参加——坐下就开始灌自己，喝好了便天南海北地插科打诨。久而久之，我落下了个“散仙儿”的称号，半熟不熟的酒肉朋友如同过江之鲫。付出了酒精肝和大脑轻度缺氧的代价后，我终于成功地克服了那如影随形、让人几乎想要自杀的抑郁。
2012年刚入冬，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在“798艺术区”开办个人展览，凑了大批闲人前去捧场，也给我打了电话。这人的画风就像他的经历一样复杂多变：最早是宏大题材油画，入选过好几个省宣传部的“重点扶持名单”；后来山东那边的官场盛行拿国画送礼，他就现学了半年“大写意”，牡丹花倒也画得雍容富贵；这两年大量游资涌向当代艺术领域，他又笔锋一转，创立了“立体现实主义的政治波普”这个流派——代表作是发廊小姐光着屁股学理论，点睛之笔在于画中人的阴毛不是画的，而是不知从哪儿找了一撮真毛粘上去的。
“芬兰伏特加管够，糊弄完那帮人傻钱多的老帽儿，咱们在院子里铜锅涮鲍鱼。”画家热诚地撺掇我。
我打了个哈哈：“就怕喝高了被你雁过拔毛。”
“放心，有女眷就不会用臭男人的毛。我可是如假包换的现实主义画家。”
我粗野地与其对笑，挂了电话出门。天色阴沉，太阳在鸡蛋壳似的云层后面透出些微光来，半空中飘洒着零零星星的雪花。车开到东四环上，恰好碰上某国主子携娘娘访华，警察封路造成了大范围拥堵，当我好容易蹭到画展现场，那个废弃厂房里已经挤满了秃子、大胡子和冷天里浑不吝地穿着旗袍的女人，众人像反刍的偶蹄科动物一样来回踱步，煞有介事地交头接耳。
“盛况空前吧？”画家踌躇满志地搂着我的肩膀，给了我一个俄罗斯式的熊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