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恰好又应了那句老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朱德也风趣地答道。
“但是，我们这次会师是只合不分！”周恩来激动而不失文雅，热烈而不失稳重。
张国焘看到大咳不止的周恩来，忙责备起来：“恩来啊，身体不好就不要来了，你真不愧是礼仪之邦的弟子！”
两军会师以后，接连召开了几个会议。其中第一个会议就议定，红军两大主力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会议通过了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明确指出：“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确保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虽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即所谓的新“三人团”），但中央军委未动，仍以朱德为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此时，为照顾张国焘的情绪，又特为他增补了一名副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张国焘当属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也因此获得了与毛泽东较量的资本。会师之初，毛泽东和张国焘尽管存有芥蒂，但相互尚能克制忍让，矛盾并未公开化，直到两河口会议之后他们才针尖对麦芒地顶了起来。
问题的焦点是红军向何处去？张国焘仗着兵多将广、力大气壮的优势，指手画脚地要求“攻打成都”，主张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要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他们各摆各的理由，互不退让，互不服气，致使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表面化、尖锐化。
张国焘之所以敢与毛泽东抗衡，是因为他曾是毛泽东的上级，现在他不甘位居毛泽东之下，凭的是他手里掌握着从武器到兵员都远远超过毛泽东一方面军的强大的实力。
实力带来权威，或者说实力就是权威，同时也滋生通向权威的欲望。张国焘横下一条心，“欲与天公试比高”。七月十八日，张国焘在芦花策动陈昌浩致电朱德，要“独断专行”：
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否决了张国焘的主张，但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还是作出了有原则的退让，决定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时还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由于张国焘北上的行动一拖再拖，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中共中央不得不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只能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这条被动的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进军路线，是毛泽东布下的一着险棋，其实也是一着出敌不意的妙棋。
八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中央军委提出把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交叉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等中央负责人随右路军行动。这种编队客观上为张国焘后来控制红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团结、教育、挽救张国焘，为了保存左路军这一支革命力量，会议继续对张国焘做说服工作。然而，张国焘是一个我行我素、固执己见的人，他最终没有被争取过来，他执意要“进成都吃大米”，另搞一个“新天地”。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中央三令五申要他率部出班佑，同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张国焘勉强把部队向前挪动一下，又借口噶曲河涨水，谎称“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还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障碍”。他不仅提出左路军要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也南下“回击松潘”。
这时，陈昌浩对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也犹豫不决，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陈昌浩的这种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嚣张气焰。张国焘变本加厉地致电中央，提出了主力红军全部南下川康的要求。
九月八日，中央复电张国焘：“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朱德同张国焘之间也发生了激烈争执。气急败坏的张国焘还把朱德软禁起来，命令朱德：第一，你必须公开谴责毛泽东，断绝同毛泽东的一切关系；第二，你必须公开谴责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与毛儿盖会议划清界限。
朱德柔中带刚地答道：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我不能反对他！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却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朱毛”“朱毛”，外国人都认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
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其争论已达到白热化程度。一意孤行的张国焘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竟然不顾革命大局搞起内部残杀来，他在发给陈昌浩的密电中讲到：
余经过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望劝毛、周、张放弃北上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彻底开展激烈的党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