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翁媳之情，违背伦常，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伦理型的文化背景下，玄宗算是惊世骇俗。
这种一反常规的“异情”、“艳情”，反过来刺激了文人们内心的创作与创作灵感，引起他们猎奇涉艳的兴趣。
以及李杨爱情故事所蕴含的人性色彩。
因为李杨情事不仅是某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更是种人性现象、情感现象。
作为前者，一切荒淫误国的帝王后妃之情都应受到批判，正如白居易所言，“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所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
而作为后者，它又常为人们理解和同情。
在“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王臣”的皇权制下，皇帝表面上享有极端自由，同时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不断被神化的过程中，也泯灭了其作为普通人的血性。
诚然，李杨之情也带有鲜明的宫帷特色，但无论如何，那种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持久、热烈、专一、相依的神圣美好的情感内涵，的确在李杨悲剧性情感中得以某种“契合”性地闪现。
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史也是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史，正如恩格斯所说，“女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且不说杨妃生前玄宗怎样痴情及杨妃死后玄宗的苦苦遥思，就两人平日相处也志趣相投。史书记载了他们间的两次矛盾，从中也可见出其感情真实:“天宝五载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单车，命高力士送还杨家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举动发怒，力士探旨，奏请载还。”
“妒”被视为古代妇女“七出”之首，可见杨妃不是把玄宗作为帝王来侍奉，而是作为丈夫来要求。
事实上，无论贵为帝妃，还是贱为平民，从人的情感来说，都有其共通之处。
可贵的是在李杨情感中，玄宗基本走出了一般封建帝王的怪圈。
尤其在杨妃死后，其情感更经过了净化与升华。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演出了无数的爱情悲剧，但由于李杨的社会历史角色，人们在观照时就忘记了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感。
反过来，其真情更为难得，也才有了清人洪升“如此钟情者，自古帝王家罕有”的感慨。
当然，这其中还包括李杨爱情故事所附着的政治历史色彩。
因为李杨之情的特殊性，两人的历史角色规定了他们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政治历史色彩。
玄宗在位的几十年，正是大唐王朝由极盛走向动乱的转折期，因此不少论者认为正是他沉湎女色，导致战乱。
如游国恩先生就说，“(玄宗)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
无论如何，晚年的玄宗无法同时成就他的政治与爱情，以至贵为帝王，保不了妃子;贵为帝妃，一旦被视为丧邦辱国，求一布衣而不可得。